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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個好警察，」何悠悠的聲音像緊繃的弦，被此刻的情緒撥動，輕輕地發著顫，「他平時很忙，從來沒給我開過家長會，案發那天還因為工作加班，差點忘了我的生日。但我沒有怪他，因為我知道他在做對的事。」

偌大的法庭安靜異常，人人靜默側耳傾聽，或許在場的許多人同何遠征一樣，是警察，也同樣為人父母子女，犧牲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時間，卻不知道會不會在未來的某天因為履行公職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一樣的審判。

何悠悠頓了頓，繼續道：「我爸破過很多案子，立過兩次三等功，也得過很多嘉獎。他常常跟我說，法律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錯怪一個好人。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他就不應該被人冤枉，更不應該因為沒做過的事情受到懲罰。所以……所以希望法庭能把事情調查清楚，還我爸爸一個清白。」

女孩努力噙著淚水說完最後一個字，朝著審判席深深鞠了一躬，然後才跟法警緩步走向門口。

「何悠悠，」審判長忽然將人叫住，沉默片刻方才開口，「法律如果放過了壞人，卻錯怪了好人，那不是法律本身的問題，而是執法者和司法者的失職。所以請你放心，本庭會將案件事實查明清楚，依法做出公正裁判。」

*

秦頌結束手上的工作，打開何遠征案的庭審直播，審判程序已經接近尾聲。

辯方律師正在總結陳詞，熟悉女聲自擴音器傳出，和緩堅定，不卑不亢：

「綜合全案證據，被告人沒有刑訊逼供的主觀故意，也沒有刑訊逼供的具體行為。袁大海的根本死因是心臟傳導系統疾病所致的急性心功能不全。如果將這一不可預見的死亡結果歸罪於兩名被告，那麼對於刑訊逼供的審判就不再與法律有關，而是取決於被告是否『幸運』。

一線幹警是擋在人民群眾和犯罪分子之間的最後一堵城牆，法律應當嚴厲打擊刑訊逼供，但不應當將一名警察有罪與否交給『幸運』，否則只會讓所有的一線幹警人人自危、終日惶惶，推諉不作為以明哲保身，而這顯然不該是一份司法判決應有的社會價值。

所以辯護人懇請合議庭能公正裁判，判定何遠征、王碩二人無罪。」

秦頌聽到姜郁講起「社會價值」，不由得失笑，想起當初她獨立承辦第一起交通肇事罪時，還是他告訴她，法院判案需要考慮社會價值，而不僅僅是對法律?????條文的機械適用。

如今她將同樣的話寫進辯護詞裡如數奉還，他不覺得是一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對抗，反而覺得是兩個人在法律審判的終極價值上達成了某種默契共識。

*

臨近下班時間，余薇拉著一整行李箱的卷宗回到市檢，看見秦頌還在辦公室里，乾脆敲門進來，匯報今天庭審情況。

基於辯方先後幾次提交的證據，余薇決定放棄對疲勞審訊的主張，而是堅持兩次鑑定意見給出的觀點，認為凍、餓及長時間固定體位導致袁大海心臟病發死亡。

秦頌卻有不同意見：「凍、餓兩點除了法醫鑑定以外，沒有其他客觀證據支持，辯方律師的反駁意見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最後只剩下『長時間固定體位』這點，我們的勝算不大，畢竟袁大海每六小時左右就有鬆綁活動的時間。要知道，何遠征和王碩第一次受審的時間可是十個小時。」

「你不能簡單粗暴地把這些行為拆開，」余薇作為主辦檢察官，對秦頌的觀點並不認同，「袁大海在看守所的身體情況一切正常，從來都沒有過心臟病發的情況，怎麼到了何遠征的辦公室就犯病了？受凍挨餓也好，固定體位也罷，這其中的任何一項因素或許都不足以導致袁大海心臟病發，但是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就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這也是死因鑑定報告給出的核心結論。律師當然會提反駁意見，不論我們提交什麼證據，他們都有反對意見，但是針對死因的分析意見，肯定要以專業人士的意見為準。我不認為我們會輸。」

秦頌沒有再同餘薇爭辯，而是問她：「那你覺得，現在這種情況如果判處何遠征和王碩有罪，這個判決結果的意義在哪？」

「意義？」余薇有些迷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刑事判決的意義無非『懲戒』二字——既要懲罰犯罪行為，也要讓其他人以此為戒，避免犯相同的錯誤。」秦頌解釋，「如果說何遠征和王碩的任何一項行為都沒有刑法上的可責性，你卻要讓他們為袁大海的死亡負責，這個案子就算最後勝訴，真的有意義嗎？」

余薇終於明白秦頌講這番話的用意：「所以你勸我撤訴？」

秦頌並未否認：「如果接下來不能找到其他的突破點，我的建議是撤訴。」

副檢察長發話，一錘定音。

「你就那麼確定我會輸給姜郁？」余薇比他晚入市檢兩年，知道他和姜郁從前的關係，此時很難不浮想聯翩，「還是說，你更想讓她贏？」

「這和輸贏無關，」秦頌依舊面色沉靜，沒有因為她挑釁式的提問表現出任何不快，「我們的職責也從來都不是打贏官司而已，余薇，你應該很清楚這點。」

「我不清楚！

」余薇音調略微升高，掩不住的氣憤情緒漲紅臉頰，案件已然到了最後階段，現在撤訴無異於承認此前對案件的把控存在失誤，她作為承辦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當初同意起訴的是你，現在說要撤訴的也是你，我就跟著白忙一場，替你出頭頂包挨槍子兒，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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