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让我无法释怀的朱令案 （第1页）
1994至1995年，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被人投入重金属铊盐而中毒。后因误诊，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终生残疾。朱令不仅失去了锦绣青春和远大前程，也不再拥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她从未被社会遗忘。每隔一段时间，其案情就会被重新提起。人们欣赏她的才华与美丽，痛心她的遭遇，更希望找出凶手，揭露真相。
然而，此案令公众不解的是，无论警方、校方还是医方，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着一切细节、证据与责任。他们既不愿面对公众，也不愿面对朱令的家人。这使本来就不多的证据、证言、背景信息在各种渠道的各种方式传播中，越来越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污染。朱令案由此就像一个黑匣子，被层出不穷的说法所裹挟，依旧扑朔迷离。
某种意义上，朱令案更像是中国社会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不断极端化繁衍的一个缩影，对其讨论与追问都失去了本应有的公共原则。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案子破不了，必定有权力干预和见不得人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社会越开放，核心信息却越封闭;利益越多元，推论也越独断;很多人都坚持怀疑，却不肯怀疑自己的怀疑。罪犯仿佛触手可及，真相却依旧遥远。
面对这起至今疑点错综复杂的疑案，我们的职责是，经过努力，去尽量接触与辨识能辨识到的事实。在核心信息源一律封闭的前提下，我们当然不可能寻找到真相，但我们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信息链，以这些信息链丰富这个事件的记录。在我们自己寻找的信息链基础上，我们想讨论的是这桩疑案的公共责任问题——因为我们很少讨论自己对于公民社会所应有的责任。
在我们看来，这责任应该由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先是质疑的权利，质疑是社会监督的基础，没有社会监督，公器就难有它应有的公信力。但质疑并非冷酷的定罪，质疑更不能展为私刑。“疑罪从无”
的原则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无论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逻辑来定罪进步。
现实中的无能为力，放大到网络上，自然会产生“可能性逻辑”
下的论战与激愤。只是，可能性有千万种，而确定性只有一种。如果按照可能性逻辑来定罪，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排除合理怀疑”
才会成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确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形成闭合的证据链。
蛛丝马迹：朱令案何以为悬案？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o13年第2o期封面故事《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问》）
起点：立案时间
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在铊中毒专家陈震阳教授的记忆中是“1995年4月29日”
，他在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完成了这个检测。虽然时隔多年，陈震阳对于日期还是很笃定。铊检测并不是常规项目，陈震阳也是因为早年间有一个关于铊的研究项目，才购置了专门的设备。他说：“我们的课题从1983年做到1988年，做完就收摊了，课题组也散了，设备也封存了，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么会找到我，不过那些东西都还在，找出来就能用。”
警方正式介入，根据北京市警方的公开声明，是“1995年5月5日”
，“清华大学保卫处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处，后来改名为文保处大学一处，职能范围没有变，依旧是处理高校案件。陈震阳第一次见到14处的办案警察李树森是1995年5月，“过了‘五一’之后，具体记不清了。”
他回忆说，李树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一开始就问他“跟朱令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做这个检测”
。问话的语气起初有些不客气，陈震阳说他还有些不太高兴，不过谈话进入关于铊的正题之后就好了。“他的态度很谦虚，对我说话也很尊重。”
这是生在中国高校里的第一起铊投毒案，也是有据可查的中国范围内的第一起铊投毒案。作为14处的警察，李树森和他的同事们办案必须从零开始。虽然本刊记者在2o13年5月8日打通了李树森的电话，但他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采访，不肯透露那年的任何细节。他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民警，这个事情不能由我来表意见。
”
陈震阳第二次见到李树森是两年后，1997年5月。这次也是李树森主动来找他，不过不再是请教铊的知识，而是希望他能“帮忙做一次检测，确认北大的一名学生是不是铊中毒”
。陈震阳这才知道，继清华之后，北京大学也生了一起铊投毒案。1997年5月18日下午，陈震阳到3o1医院参加了对北大学生小6的会诊，当天17点3o分，他对小6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确诊是铊中毒。这桩投毒案中有两名受害者，另一名受害者小江在中日友好医院救治，陈震阳没有参加他的诊治，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在5月19日检测过他的样本，同样是铊中毒。陈震阳对北大案件的参与也到此为止，办案警官李树森并没有给他透露更多案情。陈震阳能够确定的，是这起投毒案警方介入很早。5月17日小6和小江分别到3o1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就诊，其中，投毒者王晓龙陪同受害者小江就诊时，对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承认了是自己投毒，医院的保卫处当即扣住了他，然后通知北大保卫处，北大方面把人领了回去，向警方报案。5月18日，14处的警察从北大带走了王晓龙。
至于高校中的第三起铊投毒案，2oo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陈震阳并不清楚。他本来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刚好朱令的检测找上门来，单位就让他把后续研究做完，延长了几个月才正式退休。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时候，李树森再来找他求助，陈震阳觉得完全是因为朱令案的关系，虽然他退休了，还是被当成“铊方面的专家”
。但是2oo7年这个案子，生在中国矿业大学的徐州校区，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树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处，而是徐州市公安局。本刊记者寻访到了徐州警方的办案人员，他们与李树森的态度完全不同，对案件情况尽可能做了详细回忆，唯一的要求只是匿名。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2oo7年6月1日，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的3名学生出现不适症状就诊，其中一名学生被家长接回石家庄诊治，6月1o日在北京确诊为铊中毒，当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报警，介入调查。
从三起案件的反应度比较，北大的案件最迅也最特殊，因为投毒者自了。其次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受害者在出现异常第1o天得到确诊，当天晚上就报了案。最令人扼腕的只有清华的朱令案，“1995年5月5日”
这个报案时间，距离朱令确诊铊中毒时隔一周；距离朱令1995年3月3日身体突然不适、3月9日到协和就诊，时隔两个月；距离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现相应症状到同仁医院就诊，时隔近5个月
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母亲在为其梳理头，父亲在准备早餐
陈震阳记得很清楚，李树森第一次来找他的时候，“问了很多问题”
。“他想了解铊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中毒的途径有哪些?要提取什么样的物证来化验?是饭碗、水杯还是别的?时间过了这么久，还能不能从物证上检测出来?”
借助这些问题，可以尝试着来反推当年警察的办案思路：既然确诊是铊中毒，那么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才能确定是自杀、意外还投毒；要找出中毒方式，就必须了解铊的特性，铊是什么？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人体？不同的途径如何通过物证来验证？
铊是什么很容易回答，这是一种1861年现的金属元素，符号是tI，英文名是tha11ium。常以化合物的形态出现，属于高毒类物质。2o世纪8o年代以来，被广泛用于电子、军工、航天、化工、冶金、通讯、医学等领域，在工业上主要用于制造光电管、合金、低温温度计、颜料、染料、焰火等等。铊也广泛存在于铁、铝、铜、锌等矿石中，会在开采与冶炼过程中释放出来。
铊中毒的途径要复杂许多，陈震阳记得，他当时很详细给李树森做了介绍，铊中毒一般有三种可能：“第一是通过呼吸系统，在高温或者密闭环境下吸入中毒;第二是通过体表接触，被皮肤吸收中毒;第三是通过消化系统，直接摄入中毒。”
可是朱令具体是怎么中毒的，陈震阳并不能通过标本检测给李树森唯一笃定的答案，他只能用排除法形成一个推论，先排除吸入中毒，“因为朱令不具备这样的中毒环境”
;然后排除体表接触，“很早以前西方曾经把铊用在脱毛剂里，现副作用之后迅停止，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这样的产品”
。陈震阳记得李树森提出了一个假设，“他问我，如果雪花膏里含有铊，会不会通过涂抹导致中毒?”
陈震阳给的答案是“可能性不大”
，理由是“朱令的样本检测里，铊含量的浓度太高了，铊是可以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每天排出一部分的，朱令已经中毒那么久，还经过了几次换血，体内的铊浓度还那么高，不太可能是体表摄入”
。因此，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条中毒路径，就是通过消化道直接摄入，“是吃进去的”
。
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李树森再次找到陈震阳的时候，没有再问过这些抽丝剥茧的问题，投毒者王晓龙自，清晰详细交代了整个投毒过程。王晓龙的一审辩护律师马朗宁差不多都快忘了这个案子，他根据相关材料，才慢慢回想起来，告诉本刊记者：“庭审的时候，王晓龙对投毒过程的供述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