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让我无法释怀的朱令案 （第2页）
按照王晓龙的庭审供述，他对小江和小6两名同班同学的投毒过程并不一样，他的报复目标是小江，动机是复杂的同学感情，针对他一共投毒三次，分别是1997年4月3o日早上、5月1o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亚铊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里。在4月3o日第一次投毒的时候，王晓龙为了观察铊盐的毒性，在自己的宿舍里找了一名实验对象小6，因为小6有每天冲奶粉的习惯，他的奶粉刚好也放在桌上，王晓龙就把更大剂量的硫酸亚铊粉末放到了这袋大约只剩14的奶粉里。经过警方的封存取证，在小江的水杯，检测到了铊的存在。
北大的案子毕竟是例外，到了2oo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警方的调查其实面临着和朱令案一样的迷雾。参与办案的警察告诉本刊记者：“从石家庄得到铊中毒的消息之后，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只是需要寻找到毒源来确认案件的性质。现在还能在我的笔记本上找到当时确定的思路：寻找毒源，了解铊的性质，抢救药是普鲁士蓝，找化学专家、农业专家等，物证检验。”
5o名侦查人员兵分三路，一组赴北京、石家庄了解中毒者病情，并让他们回忆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谁;一组现场勘查，提取宿舍一切物品;一组把提取物连夜送到南京检测机构送检。“这个案子是在学校生，比较敏感，我们接到消息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6月1o日晚上了，那一夜我们都没有睡。当天晚上马上封存了学校食堂，把当天的饭菜、调料、碗筷、桌椅等3oo多样物品做了样本提取，连夜送到南京做检查，检测出结果随时通知指挥部。”
“这些样本中并没有检查出有毒物质，我们很快把重点转移到宿舍，对宿舍同一楼层的其他同学提取了指甲、手的擦拭物等的样本，对于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学，要求学校安排其他宿舍，保护受害人宿舍的原状。”
“你不知道毒源在什么地方，房间里面的东西非常多，水壶、饭盒、茶杯、衣服、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样本提取，对所有物品做照相、固定、封存、取样，这个阶段宿舍的东西是别人不能动的，要做备检，因为样本取走一批，如果不够，还要再继续提取。”
“当时和宿舍的同学谈话配合我们检查，让他们把抽屉柜子打开就不允许他们再继续动了，可以站在旁边看，但是不能拿走。”
“我们是分片分段地提取，墙面上、地板上的附着物也要做提取，因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么地方也会提供线索，是投毒还是污染等等，我们要考虑案件的性质。”
“我们取证就几种方法，一个是抖，抖到物证袋里;还有一种是潮湿纱布擦拭，干的放在纸袋子里，湿的放在小器皿里，如果是作案当天取证，手上稍微有一点点我们也可以检测出来。”
“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宿舍的摆设，外面一圈儿是床，中间是书桌，杯子和碗放在上面，男同学不是太讲究，杯子、饭盒也不是太干净。”
——凡事皆有利弊，这种“不讲究”
反倒替这桩投毒案固定了证据——“中毒最严重的一个同学的杯子里还有剩余的水，正是在这里检测到了铊，浓度比较高。”
这是一个转折点，有了这个现，徐州警方“才可以确认中国矿业大学案件的性质，这就是一起投毒案”
。
在北大的案子里，王晓龙并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他在1997年5月16日觉小江的病征兆，5月17日主动打车送小江去医院，在出租车上甚至主动承认是自己投毒报复，愿意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希望获得原谅。小江也原谅了他，最初只跟医生说是自己误服铊盐，医生不相信，王晓龙情急之下，才说出是自己下毒。如果王晓龙没有这样复杂的情绪，如果他只是个冷血的凶手，在小江和小6像朱令那样出现怪病征兆的时候，以他化学高才生的资质，有足够的时间去毁灭证据。就在5月17日决定打车送小江就诊之前，王晓龙先去了一趟实验室，已经从容地藏匿了铊盐、称重的天平和碾钵。
回到1995年的朱令案，抽丝剥茧的推论并不能让李树森看到太多光亮，当他向陈震阳请教，应该到朱令的生活环境中提取什么样的物证、现在物证上还能否检测出来残留毒物的时候，陈震阳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我跟他说，铊极易溶于水，无色无味，时间过了这么久，如果是投毒，要提取物证可能已经很难了。下过毒的杯碗，用水多洗几次，就干干净净了，就像你冲一杯糖水，多洗几次，就全部洗掉了。”
即便不考虑朱令被耽误的那些治疗时间，从1995年4月29日确诊，到5月5日报案，这中间已经隔了一个“五一”
节，清华大学并没有像中国矿业大学那样，第一时间封存宿舍的相关物证。这期间生了什么，朱令的家人相信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没有任何钱财丢失，除了朱令的装洗漱用品的小篮子，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窃物品清单，可是，我们无法从李树森那里得到关于此事更细致的印证。不管失窃是否存在，警方的努力，目前看来只能让他们排除朱令是自杀和误服铊盐的两种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只有投毒。从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病，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病，毒到底下在哪里？依旧是个谜。
追踪：毒物来源
铊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高校里的三起铊投毒案，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亚铊，中国矿业大学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铊，只有朱令案，警方的措辞是语焉不详的“铊盐”
。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只能从朱令的检测样本里查出铊含量，但是，我不能从检测结果来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质到底是铊的哪种化合物。”
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也只是让我检测是不是铊中毒，没有提到要更具体地检测是哪种铊盐。理论上是可以检测的，铊是阳离子，那么就从阴离子来判断它是什么化合物，看看是硫酸根、碳酸根还是其他阴离子。可是人体内本身也含有这些阴离子，还是很难判定。至少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来也没做过这种检测，1988年以后再不做跟铊有关的实验了，我以前曾经带过一个学生，他也只做了两年就不做了，出国了。”
显然，警方不能从陈震阳那里得到铊盐具体形态的答案，此后若干年里，警方依旧使用“铊盐”
的说法，这只能说明，在朱令案里投毒方式的排查失败了，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质，就更谈不上检测出导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体是什么、来自哪里。警方能够确认的只有两点：第一，清华的实验室里有硝酸铊，清华老师童爱军的课题组在试验中需要用到硝酸铊;第二，童爱军课题组里有7个学生，5个研究生，2个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孙维刚好跟朱令在同一个宿舍。
在朱令案里一筹莫展的李树森，两年后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这一次很幸运，他和同事们不用大海捞针般寻找毒物来源，王晓龙不仅供述投毒用硫酸亚铊来自北大化学系的实验室，还带着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来的铊盐、称重天平和碾钵。即便王晓龙如此配合，警方的办案还是遇到了阻碍，因为除了口供，他们无法确定王晓龙具体的投毒量——这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和朱令案一样，陈震阳只能给警方一个铊盐致死量的估算，但他不能通过铊含量的检测来反推下毒的量。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因为铊盐在身体内是每天都会代谢的，数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代谢情况也不同。”
律师马朗宁回想起来，在律师会见和庭审的时候，“王晓龙都说他被警察刑讯逼供了，警察打他，不给他吃饭，要他承认一次投了过致死量的铊盐，这些材料庭审笔录里都有的”
。
每个案子都有特殊性，中国矿业大学的案子是另外一条破案路径，他们通过排查和技术手段，确定了毒物的来源和数量。办案警察回忆：“我们当时考虑了作案动机，因为不论是杀人还是投毒，一般都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年龄都不大，和同学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只有一个人是之前和他们关系不错，后来疏远了，我们开始对这个人询问、测谎，后来在他的计算机找到了购买铊的记录，顺着线索找到人证、物证。”
“购买记录是很重要的线索，我们找到了他购买铊盐的网页、电话，和卖家讨价还价的记录，一看到这个证据，我们就高兴死了。”
“我们找到了卖铊的‘上线’，他也交代了和徐州这边的联系，购买的数量、寄出和收货的地点，作案工具，这些都能和口供对得上。”
从1997年6月1o日接到报案，到6月12日锁定嫌疑人，徐州警方只用了两天时间。
回到朱令案，情况实在扑朔。根据朱令家人的说法，清华有铊盐的事实，并不是清华主动承认的，而是警方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清华才不得不承认的。因为清华大学方面拒绝接受采访，我们无法证实他们当年的态度，不过2o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回应倒是证实了他们的调查：“专案组依据朱令的日常活动情况，深入调查走访了13o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1oo余家单位开展工作。”
关于警察的走访，贝志诚的记忆里只有一个细节，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学，后来考上了北大，因为北大要军训一整年，所以大学时比在清华就读的朱令要低一级。他最早通过互联网为朱令的病情诊断向国际求助，2oo6年孙维的自辩声明又引了他的质疑，开始在网上激烈论战，把自己牢牢绑在朱令事件里。
“我只跟警察接触过一次。”
贝志诚很笃定地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我宿舍里有个哥们儿的女朋友在清华，这个女孩传回来了一种说法，说朱令铊中毒，是因为她父亲在走私铊，我很生气，觉得必须把谣言的源头找出来，造这个谣的人也许就是凶手。我打电话跟朱令的父母说了这个事情，过了几天，有一位警察来找我，我只记得他姓李，他态度很好，说自己以前也在燕园派出所工作过，还夸我们北大的学生好样的，然后问谣言的事情，我就把哥们儿的女朋友说出去了。后来我问我那哥们儿，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没有，我的哥们儿很生气，说警察去找她了，而且态度很不好。后来，警察再也没有找过我。”
虽然这谣言的源头最后并没有找到，但贝志诚提供的细节倒是可以证明一点，当年警方专案组的调查，连这样细微的线索也没有放过，只是依旧没能破案。
疑点与可能性
北大的投毒案，是唯一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1998年一审，王晓龙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刑期1o年。他没有上诉，律师马朗宁回忆起来都觉得很遗憾，“上诉不加刑，他投毒的事实是肯定的，没什么好辩，当时我的辩护主要是针对罪名，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两名受害者的鉴定结果都是轻伤（上限），如果罪名是故意伤害，那么量刑就可能在3年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