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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话里，祁勇说：“信收到了……这是哪儿？是香港吗？还是澳门？”
“都不是！”
谢兰生道，“上面全是中国内地，深圳特区，还有北京。祖国现在变化很大，日月异，蒸蒸日上的，一年一个的样儿，跟几年前完全不同了。可不可以冒昧问一句，您上一次回中国来是哪一年的事儿了？”
他北京人，习惯用“您”
。
祁勇算算，说：“84年。”
“那现在可不一样了。”
谢兰生说，“保准让您大吃一惊。”
“……”
祁勇沉吟了一下，说，“我也听说，中国现在变化很大……”
“对呀，”
谢兰生也有些心虚，不过坚持着说下去，“作为正宗的中国人，不想回来看一看吗？不想回来感受感受吗？您回国来，住两个月，顺便跟着工作工作，不好吗？也算见证祖国展了，没有错过大的潮流，甚至可以亲身感受两个月的建设度和改变程度。要知道，只旅旅游是没用的，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设身处地工作、生活，才好啊。中国现在变化太快了，隔一两年就一个样了，等过一阵再回中国一切可能就慢下来了，这太遗憾了，会错过了腾飞期的。”
话筒对面，祁勇似乎有些动摇：“我是打算回国看看……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去两个月。”
谢兰生又继续劝道：“那在中国，一边工作、一边生活，不更好吗？就可以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感受了。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一边拍摄一边唠嗑你就能更了解中国了。而且，虽然没有正常周薪，好歹也是一份周薪呀！
美国往返中国的机票还有您在中国的食宿，《生根》剧组也会出的。9月1o月到中国来，11月12月回美国去，过感恩节和圣诞节，休息休息，多好啊。”
曾在中国经历过最困难的六十时代，又在美国渡过过身无分文、穷困潦倒的艰难岁月的祁勇还是能省就省、抠得要死、一分掰成两半花，听到这话，算计算计，感觉似乎也不太亏——他不用付交通、食宿，还能经历祖国展，见证经济起步。
谢兰生与祁摄影师这通电话打了许久。谢兰生在那小卖铺不得不又买了一张电话卡，是5o元的，卡面上有颐和园。
最后，祁勇说他想想。
这已经是巨大进展了。谢兰生也没再逼，最后总结了一分钟，请对方认真考虑。他虔诚地请求合作，已经耗尽一切精力。
结果仅仅几天之后，再通电话时，祁勇就对谢兰生说他可以去中国工作，但最多去两个来月，周薪就按1ooo元计算——谢兰生在最开始就承诺过的一个数字。
听到这样的答复，谢兰生欣喜若狂，急急忙忙拉着莘野写了合同、传真过去，又让祁勇签字、盖章，传回中国。
接着，谢兰生与祁勇约定回国时间、开机时间，又叫助理小红小绿、欧阳囡囡还有岑晨各自前往拍摄地点，他自己则又对剧本做了一些调整、改动。
直到确定开机时间，谢兰生才猛然察觉现在已经7月份了——自罗大经和张继先撂下挑子退出剧组，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
…………
祁勇回到中国那天，谢兰生和莘野两人亲自赶到机场去接。莘野认识祁勇，他们两个没跟别人一样高举接机牌子。
谢兰生只在去La时来回做过两次飞机。他上学时，想买机票甚至需要所在单位的介绍信，大家认为只有领导才有资格坐坐飞机，当时他的一个邻居从湖南坐飞机回京厂里甚至专门派了一辆车去接他回家。这一两年民航倒是蒸蒸日上、展起来了，可谢兰生还是很少坐。
祁勇身材十分高大，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手中提着大旅行包，十分具有艺术气息。莘野一眼就看见了，双手插兜，喊了一句对方名字，侧了侧脸，示意他到出口汇合。
而谢兰生刚一汇合便殷勤地帮忙拎包，嘘寒问暖。
祁勇一出都机场便迫切地打量四周，看建筑，看马路，看车辆，看行人。
他没忘记，他回来是感受变化的。
然而，当谢兰生还有莘野带着他先坐火车、再坐客车、再坐驴车地赶到了盱眙村时，望着漫天的黄沙，望着满目的土房，祁勇想哭了。
日他先人，他被忽悠着签合同了。
展呢？繁荣呢？照片上的高楼大厦呢？
怎么实际是这样的！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谢兰生是北京土著，却选择了如此冷僻的一个地方当片场，有完美主义强迫症。而谢兰生还没有车，去大城市要先坐驴车再坐客车再坐火车。正常剧组肯定有车，这谢兰生穷到离谱。他本以为时不时就都能开车回北京的，最差也是回个城市。他在La住，不怕开车，动不动就一两小时的。
小红小绿、欧阳囡囡还有岑晨全都鸟儿一样欢欣地冲出来，迎接最后一位主创。
尤其小红这女孩子，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睫毛扑闪扑闪，不自觉地双手合十，叫：“祁大摄！
！
！”
祁勇：“…………”
小红攥拳，原地跳跳：“祁大摄，您可终于是到了呀！
我们几个日盼夜盼，人员终于又凑齐了！
《生根》可以再开机了！
！
！”
“是啊，”
小绿道，“暂停好久，都长毛了，还是拍摄更有意思。”
祁勇：“…………”
见摄影师沉默了，谢兰生也挺愧疚的，挽回道：“咱们先在乡里拍一个月，争取能缩到三星期，再回北京拍三星期，最后去深圳度假度假，全面感受三个地方，挺好的。我在北京一同学是北京边上桃树乡的，他说可以把自己家借给我们拍摄内景，我看了，比较合适，可以拍摄屋里边的几段剧情。”
盱眙村还没通电呢，几个内景不大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