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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呢，是没被毙，不过状况也差不多。厂务会议通过剧本，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也批了，然而最后到审查时，因为是个复仇题材且展现了社会矛盾，先前ok的陕西省委宣传部又不大赞同，叫电影局进行复查，而电影局认为还好，因为不想得罪地方又请中宣部来复审，最后中宣部一锤定音：电影局有权利拍板，地方如果不大满意可以不买它的拷贝。然而电影虽然上映了，可折腾这一大圈后各个地方都不想要了，谁都知道它有一些靠边界的政治问题。拷贝一个都没卖掉，跟被毙也无甚差别。

  到第三部，因为急了，决定拍个“主旋律”

后，西影厂要把片子给改名叫《啊！

我亲爱的同志们！

》，然后为了迎合市场又想强塞“当地巫术”

，还要重点强调，让岑晨等参与“选歌”

，岑晨听完摔门而去，觉得都是什么玩意儿。

  谢兰生在听完以后觉得很好，就是他了。叛逆、直接、敢作敢为，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这许多后仍对电影保有敬畏。据说岑晨平时不大吱声，然而一旦听到杂音会喊“cut”

到气壮山河。《生根》对录音师并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北广毕业肯定够用了。

  “师兄啊，”

谢兰生说，“您能不能再帮帮忙，给我们俩牵线搭桥？呃，别直接说我想请他参与拍摄地下电影，先找机会让我们俩见一见吧，面对面说。”

谢兰生觉得，自己要靠十足诚意打动对方、拉拢对方，若直接说“一起违法啊”

会把人给吓跑的，他必须有一个机会陈述利弊、勾画未来。

  “这……如果不提要干什么，人家跟你见面干嘛？太可疑了。”

  “‘偶遇’嘛。”

谢兰生说，“把他叫到宿舍聊天，或者叫到外面吃饭，然后正好我也过去，不就碰上了吗？”

肯定不能上去就聊地下电影这个事儿，人么，对于“大逆不道”

第一反应会是远离，他得先当上“好朋友”

，试探试探，再一点点说。

  学长有些无语地道：“我和岑晨完全不熟，根本没到那个程度。我只知道他是谁而已，没什么私下接触。”

  谢兰生便像叫对方吃颗白菜似的，说：“那熟一熟。”

  师兄：“…………”

  “熟起来熟起来。”

谢兰生想，你是一个正牌导演，跟录音师熟还不容易？

  师兄是个黑龙江人，说：“这个咋熟起来啊？”

他其实是不想管的。谢兰生也并非好友，他并没到能为对方花费精力的程度。

  谢兰生也听出来了，他顿了顿，想起自己这个学长在西影也没能上片，心里涌出一个念头，问：“师兄，你想不想在西影厂尽早上片？我这其实有个主意。”